蒲松龄: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女子是他给自己开的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1-13

历史远了,但传奇不远;烽烟淡了,可故事未淡。品一杯茶,在桌前消遣风轻云淡的午后。那个身影,似乎已成一抹标志。

蒲松龄,字留仙,世称聊斋先生。我们今日在其著作《聊斋志异》中仍能看见作者精妙之想像。可即使是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,刺贪刺虐入木三分”的蒲松龄,在其作品中都不免有作者自身经历的映射。如此来看,《聊斋志异》不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剖析和讽刺,更是作者的一部“发牢骚史”。

而在其多部作品中,都会出现一个落魄书生上京赶考的情节,恰巧天下大雨,恰巧宿于古寺或破院,又恰巧出现美女艳遇。那些个书生或是心不甘情不愿或是流连忘返于红粉骷髅之间,沉醉于温柔之乡。可是,这些落魄书生之中却又有作者的影子:不是去应试就是在去应试的路上。其四次举人考试,全部落榜,命运似乎没有给他像同时代人那样应该捕鱼有的功名利禄,他——天生就带着某种标志性的使命。

据可靠资料记载,蒲松龄生于1640年的6月,明末。其远曾祖为元代总管,明万历以后,蒲氏家族“甲科相继”,虽然比不上什么豪门贵胄,却也可以称得上是书香门第。可是当祖上的荣光已经庇护不了式微的家庭,他的命运随着父亲蒲盘将手中土地尽付予膝下四子而开始独立起来。

也许蒲松龄有着复兴祖业的伟大抱负,也许仅仅是因为有着传统文人那样固执的观念——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,他把希望的眼光放在了科举上。这时,当社会上还有着“反清复明”这样的暴力冲突的同时,新的政权已经着手修撰前朝史册。

1659年,蒲松龄十九岁,他遇见了他的小伯乐施闰章。那这施闰章又是何许人也呢?施闰章,字尚白,号愚山,江西宣城人,顺治六年进士。那个写了《蠖斋诗话》人对十九岁的蒲松龄刮目相看,蒲松龄也以他为恩师。《聊斋志异-胭脂》附则中写“愚山先生,吾师也。方见知时,余犹童子。窃见其奖进士子,拳拳手机游戏如恐不尽。……而爱才如命,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。”那一年,蒲松龄应童子试第一。

第二年,蒲松龄与同样意气风发的李希梅,张历友结成郢中诗社,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”真的大有一番“指点江山”的意味儿。那时候,郢中诗社更是成天聚集,研讨诗文,抒发胸中之凌云壮志,书写眼中之壮丽山河。他们相信,这世界终有一天是要交到他们手中的,他们也更有信心去经天纬地。他们的理想就是终于庙堂,名留青史。

可是命运哪里是要人参透的?你相信的,未必就是你能得到的。于别人而言,仕途就像是横在那里的阳关道,无关风雨;而于蒲松龄,“三年复三年”的乡试已经让他稍显疲惫,一双眸子里射出的竟是暗淡的、忧愁的光。“当之如何?当之如何?”

在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安排下,蒲松龄娶了离蒲家庄二十多里的道口村一位乡村秀才的女儿——刘氏。刘氏孝顺,贤惠,体贴。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、好女人。可是蒲松龄却是“有苦难说”——刘氏目不识丁,难以真正进入蒲松龄的内心世界。但尽管如此,蒲松龄也依然对其疼爱有加,刘氏从年轻的时候就纺线织布,落下了胳膊疼的毛病,蒲松龄也经常买一些药来给刘氏敷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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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往是云雾缭绕之际,古道山林之内,求学的曲折路途上总也会出现或烈焰红唇或玉洁冰清的女子,她们似乎读懂了书生内心之苦闷……这些女子不仅仅是书中人物的红颜知己,更像是蒲松龄的红颜知己。

康熙九年(1670年)秋,蒲松龄为了生计进入宝应县做幕僚,县令是同邑(同乡)孙蕙。据说这一年的大雪连续下了四十多天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冻死的,饿死的不计其数,百姓们号寒啼饥,颠沛流离。蒲松龄一定是心痛的,他之前关心的国计民生似乎在这场大雪之中都要被统统掩埋与抹杀。他看不见希望了,为孙蕙写了很多文书,每一笔似乎都有对天灾人祸惨烈的控诉。

在《画皮》一文中,借着画皮女子的口吻说“父母贪赂,鬻妾朱门。嫡妒甚,朝詈而夕楚神来棋牌辱之,所弗堪也,将远遁耳。”此句不就正直接映射了上层统治集团的“贪赂”吗?而言下之意便是关注下层人民的疾苦。在那个年代,人们在面对灾荒、贫穷的同时还要面对着上层统治者的无情剥削。确切地说,蒲松龄的那个时代,清朝统治者刚刚入主中原便急不可耐的颁布了《剃发令》,高压的管理模式更是加重了底层百姓的负担……

辅佐孙蕙的时间很短,只有一年。但这对他的创作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正因为有了做幕僚的经历,他得以接触到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底层百姓的各色人物,见到了各种人间疾苦与喜乐。也因此,他笔下的妖魔鬼怪总带着人的一面。这是不可多得的。

那些无聊的日子,那些清苦的日子,那些明明心里有泪却不能哭出来的日子,有这些知心的女子陪伴,或一阙歌舞,或情意绵绵……

蒲松龄归家的时候值古稀之年,在《述刘氏行实》中,“松龄年七十,遂归老不复他游”,其子也说“撤帐归来,年七十矣。”蒲松龄的儿子们已经成长为男人了。同年春天,蒲松林的二哥蒲柏龄病故。他悲从中来,赋诗追随,“兄弟年来鬓发苍,不曾三夜语连床。黄桑驿里如相见,别日无多聚日长。”

痛定思痛之中,他整理了自青年时代以来的作品,结集。他一定不会忘记多年前的槐下故事。那还是他三十多岁,康熙初年那会儿。离家不远的槐树下设一茶摊,摆上粗茶,于另一桌放上文房四宝。来来往往的行人不解,纷纷投来疑惑的目光。他说,一碗茶换一个故事。于是,那些真的假的、虚的实的、传说的、经历的故事都变成了他最宝贵的写作素材。

他从不去追究这些行人是真的想喝茶还是为了给他胡编乱造些故事,他看着这些人们,就像看见了自己笔下的那群无辜而谄媚的妖女。世情百态,亦不过如此。

伴随着《聊斋志异》的整理,他越来越感觉到物是人非,越来越觉得自己脚下的土地是这样陌生。“伯叔一不存,兄弟皆凋零,侄行止六七,余者半玄曾,出门皆少年,十九不知名”。孤独之感甚是跃然纸上。

康熙四十九年(1710)的那年正月,家乡举行饮酒礼,蒲松龄与同窗好友推举为与会炸金花嘉宾,毕竟这是当地对有声望的老者的尊重。酒过三巡,对昔日的同窗好友哭诉着这些年颠沛流离,生活艰辛;同时也想起当年的意气风发,小有成就之后便觉得功名利禄尽可唾手可得,不禁感慨道:“昔日狂歌共夕晨,相期矫首跃龙津。谁知一事无成就,共作白头会上人。”

也许是命运终于对他有所愧疚而决定赠与他生命中应该有的荣耀,也许吧!只不过,这一天,是他临终的三年前。

康熙五十年(1711)初冬,蒲松龄因考试被授予“岁贡生”的头衔,心里总算也了些许安慰。这安慰,来的太迟了——耗尽了蒲松龄的一生。

妻子刘氏的去世对他的打击亦是非常,虽然刘氏与蒲松龄未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共同话语,但一个女人毕竟是倾其一生来照顾这个男人——一日夫妻百日恩。

康熙五十三年(1714)年的春天,蒲松龄的两个孙子患上天花,相继夭折,这使得蒲松龄愈加哀伤。甚至无力赋诗。

正月二十二日晚上,蒲松龄将《聊斋志异》放在案头,“倚窗危坐而溘然以逝”,终年76岁。

《聊斋志异》伴随着蒲松龄的一生,而他笔下的那些女子们虽是狐狸鬼魅之躯,却是其内心的真实感情的宣泄。